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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发展概况(1)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迄今已有60年左右的历史。它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30年代至40年代是第一个高峰期,8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期。本文将以80年代为重点,简单叙述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概况。由于中国流行音乐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本文也将涉及其他类型的歌曲创作情况。

一、历史的回顾

㈠、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

  中国现代创作歌曲约起始于清末至民国初。清王朝的倒台,民国的创立所经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在此期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步东渐,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既相冲突又逐步结合的态势。当时已有直接借用外国歌曲的曲调填词作为军歌及学堂歌曲的现象,如:《中国男儿》(石更填词)、《汉族历史歌》(王引才填词)等。这可说是西方音乐因素为我所用的开始。
  中国初期的创作歌曲是自萧友梅、黄自、青主、李叔同、赵元任等人开始的。
  萧友梅是卓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也是最早的歌曲作者之一。《问》、《卿云歌》是他较著名的作品。他的作品虽有浓重的外国音乐的影响,但已开始注意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的因素。
  黄自是受过系统的西方训练的作曲家,在歌曲创作上的成就较高,《天伦歌》、《玫瑰三愿》都是有名的抒情歌曲。
  此外,赵元任的《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陈啸空的《湘累》等等作品,都是现代创作歌曲初期涌现的优秀作品。
  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文化通过留学西洋的音乐工作者介绍到我国,音乐教育的推行和普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影响了民众。同时,以大中城市为中心,新型的都市文化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歌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现代创作歌曲的发端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已经出现,即一方面,大量采用或借鉴西方歌曲创作模式,甚至多有完全“西化”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民间音乐的基质也在创作中显露出来。这种情况大体上规定了日后歌曲创作的方向。

 ㈡、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黎锦晖

  黎锦晖(1891-1967)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
  黎锦晖生于湖南湘潭,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家乡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1927年,他创办了“中华歌舞学校”,后又组建“中华歌舞团”。1929年组织“明月歌舞团”,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1949年后,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1967年逝世于上海。
  黎锦晖青年时代醉心于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基于这种认识,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这些作品,不仅在大陆风靡一时,而且波及香港及南洋各地。《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等歌曲流传极广。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保护儿童创造才能、反对封建教育为主题,文字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继承和发展了沈心工及李叔同所倡导的学堂乐歌的传统。同时,他又是运用民间音乐素材的能手。在这些儿童歌曲里,民歌、小调、曲牌等均成为创作的素材。在歌曲创作民族化方面,黎锦晖无疑是一个先行者。
  继儿童歌舞之后,黎锦晖转入了流行音乐的创作。《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乐作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
  黎锦晖转入流行音乐创作并获得了成功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当时的上海已具备资本主义商业化都市的特征,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音乐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等媒介流入中国。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中已出现对流行音乐的需求。黎氏的流行音乐便是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1928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去香港、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与他的儿童歌舞一起成为主要节目。1929年,由于经费困难滞留于新加坡无法回国,他遂接受一家书局的订货,短期内编写了一百首流行歌曲寄回上海,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16本歌集。《桃花江》、《特别快车》等歌曲即成于此时,大获成功。
  “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流行乐发展中一个重要团体。中国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严华,流行音乐作家如黎锦光、姚敏都在这个团里。聂耳也是从这里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
  1931-1936年间,黎锦晖还为《人间仙子》等十几部电影配乐,其中的大部分插曲是流行歌曲。同时,他也搞舞厅音乐,把民间旋律爵士化。当时的“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大量录制出版他的流行歌曲。
  黎锦晖的流行音乐创作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民间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相结合。在当时,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模仿美国爵士乐的风格。上举《毛毛雨》、《桃花红》、《特别快车》等作品格调不高,有的相当庸俗,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当时即受到广泛批评。聂耳就曾撰文斥责这些作品。可以说,中国流行音乐起步之初并没有走一条健康之路。除内容平庸外,音乐上的粗制滥造,演唱上的卖弄风情、嗲声嗲气都为其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但他在处理流行音乐中外来形式与民族传统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㈢、救亡群众歌曲创作及进步音乐工作者的流行歌曲创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事实造成民族危机感的空前高涨。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广大进步音乐工作者创作了大批救亡歌曲。从而奠了我国歌曲创作的另一走向。
  聂耳是救亡歌曲作家中的佼佼者。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所写的30余首歌曲绝大部分是广为流传的成功之作。《毕业歌》、《新女性》、《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是他在进行曲方面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作品。《飞花歌》、《塞外村女》等则是民歌风抒情歌曲中很有特点的作品。
  在救亡歌咏活动中,还可以举出像《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到敌人后方去》(冼星海曲)、《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等进行曲风格的歌曲。这一时期奠定的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日后称为队列歌曲)已表现出成熟的中国民族特点,如较少采用和弦分解化的旋律,而是以五声音阶为主;旋律多级进,富于抒情性等等。
  与此同时,进步音乐工作者也介入了以电影为主要媒介的流行音乐创作活动。如聂耳的《告别南洋》、《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任光和安娥的《渔光曲》、《王老五》,贺绿汀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田汉光词)、《春天里》(关露、贺绿汀词)、《秋水伊人》及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贝林词)等都是为进步电影所作的插曲。
  总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歌曲创作除少数艺术歌曲外,大致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另一支是以聂耳、冼星海等人为代表的群众性歌曲。流行音乐以西方流行音乐形式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与西产大小调式化的两种趋向,群众性歌曲以西方进行曲及民歌为蓝本,写作上则有民歌化和进行曲化的两种趋向。至此完成的类型分化奠定了日后群众性歌曲创作的基本态势。